我，张德明，1963年农历二月初二生于清水乡西山村。村里的老人们常说，二月二龙抬头，出生在这一天的人，长大后能救死扶伤，造福一方。或许正是这句话影响了我，从小我就立志要当一名医生。
我的家在群山环抱的小山村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。为了让我读完医学院，他们省吃俭用，甚至卖掉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头老黄牛。这份恩情，我至今铭记在心，总觉得欠了父母太多。
1987年，我从省医学院毕业。当时，我的同学们都挤破头想去县医院工作，而我，却选择回到了家乡的清水乡中心医院。这个决定让我的同学们都笑话我是个傻子，说我这叫“高射炮打蚊子”。但我知道，清水乡周边十几个村子，就这么一个小医院，每天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病的乡亲们，让我看到了家乡对医生的渴望。
清水乡中心医院其实是一栋两层的土砖房。一楼是门诊和急诊，二楼是住院部，总共也就十来张床位。医院的院长老韩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中医，据说他年轻时在县医院当过十年院长，退休后不愿意闲着，就回到家乡办了这个小医院。
记得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，老韩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德明啊，你能回来，可真是咱们清水乡的福气啊！现在年轻人都往外跑，你却往回走，这份心意，老头子我记下了！”
说起来，要不是那次去东山村卫生所送药，我可能就不会遇到陈雪梅了。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，老韩让我骑着他的永久牌自行车，给东山村卫生所送一批青霉素。东山村比我们西山村还要偏僻，山路崎岖，我骑着自行车，走走停停，差点迷了路。就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铃声，一个骑着凤凰牌自行车的姑娘从拐弯处出现了。
那姑娘穿着一件白大褂，戴着一顶草帽，帽檐上还沾着雨水。她停下车，问我：“同志，你是不是清水医院的？我看你好像迷路了。”我一看她胸前的工作证，上面写着“东山村卫生所 陈雪梅”，顿时喜出望外：“是啊是啊，我是来送青霉素的。”“那正好，跟我来吧。”她说着，就在前面带路。她骑得不快，好像是专门在等我。山路泥泞，她还不时回头提醒我：“这里有个坑，小心点。”就这样，我认识了陈雪梅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是东山村卫生所唯一的一名医生，年纪比我大两岁，医术很好，在周围几个村子里都很有名气。村民们都亲切地叫她“陈医生”，说她医术好，脾气好，从来不计较个把钱，穷人家看不起病，她还倒贴钱给买药。
那天送完药，她留我喝了碗姜汤。我看到卫生所的墙上贴满了村民们送的锦旗，有一面锦旗上写着“医者仁心暖人心，女神医术济苍生”。陈雪梅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都是乡亲们太客气了。”
从那以后，我就总想找借口去东山村。有时候是送药，有时候是请教医术，反正就是想方设法地往那边跑。老韩看出来了，常常打趣我：“德明啊，又去东山村啊？那边的陈医生，医术是不错。”说着，还冲我挤眼睛。
每次去，都能看到陈雪梅在忙碌。她给老人量血压，给孩子打针，给孕妇把脉，动作麻利，说话轻声细语。有时候我去得早，还能看到她在院子里的小菜园里侍弄几棵蔬菜。她说，这是留给住院病人吃的，买不起营养品，总得想办法补充点营养。
慢慢地，我发现自己已经记住了她的一举一动。她喜欢把头发扎成马尾辫，喜欢穿浅蓝色的布鞋，喜欢在口袋里放一支圆珠笔。她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印着“上海”字样的旧挎包，里面装满了各种常用药。她说，这是她爸爸留给她的唯一遗物。
原来，陈雪梅的父母都是医生，在她十八岁那年，一场车祸夺去了他们的生命。从此，她就一个人生活。村里人都说她可怜，常常有人给她说媒，可她都婉言谢绝了。她说，自己要专心照顾乡亲们的身体，没时间想别的。
那年的秋天特别的冷。十月底的一个晚上，我正在值夜班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打开门一看，是东山村的张大伯，他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德明医生，不好了，陈医生出事了！”
原来，当天晚上有个产妇要生孩子，陈雪梅骑着摩托车去出诊，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大雨，山路湿滑，摩托车打滑摔倒了。张大伯正好路过，这才发现昏迷在路边的陈雪梅。我二话没说，跟着张大伯就往事故地点赶。雨还在下，山路泥泞难行。我们用手电筒照着路，终于在一个转弯处找到了陈雪梅。她躺在路边，白大褂上沾满了泥土，右腿有明显的骨折，额头上还有一道伤口在流血。
“雪梅！雪梅！”我喊着她的名字，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好在她还有意识，微微睁开眼睛。我赶紧和张大伯一起把她送回医院。那一夜，我给她处理伤口、固定骨折，忙到天亮。老韩闻讯赶来，看了看陈雪梅的伤势，说：“骨折得不轻，得住院观察一段时间。”就这样，陈雪梅住进了我们医院的二楼。我主动请缨负责照顾她，每天给她换药、按摩。她开始有些不好意思，说：“德明，你别这么麻烦，我自己可以的。”我笑着说：“你别动，听医生的话。再说了，你平时帮了那么多人，现在该让别人帮帮你了。”
东山村的卫生所没了医生，我就主动跑去帮她代班。每天早上给她换完药，就骑着自行车去东山村，晚上回来还要给她做复健。那段时间，我忙得像个陀螺，可心里却美滋滋的。
有一天换药的时候，我无意中发现她枕头下压着一本日记本。她睡着了，日记本翻开的那一页写着：“德明真是个好人，这些天受了他那么多照顾。其实我知道，他经常偷偷地看我，以为我没发现。那天他给我削苹果，削了半天都削不好，手都划破了也不说。这个傻小子。”看到这里，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。原来，她早就发现了我的心思。我轻轻地合上日记本，放回原处，心里却像灌了蜜一样甜。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陈雪梅的伤也慢慢好了。她能下地走路的那天，我特意煮了一锅红豆粥给她。她喝完，突然说：“德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找对象吗？”我愣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她红着脸继续说：“我在等一个人，等一个像我爸爸那样，愿意扎根在农村，真心实意为乡亲们看病的好医生。这些天，我总算等到了。”说完，她低下头，声音越来越小：“德明，我。我嫁你。”那一刻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窗外，夕阳的余晖洒在病房的地上，映出两个依偎的身影。
就在这时，楼下传来一阵喧哗声。原来是县医院的人来了，说要提拔我去县医院工作。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，我一时不知所措。县医院的条件当然比乡村医院好得多，可是……我看着陈雪梅，她的眼里闪着泪光，却努力挤出一丝笑容：“去吧，那是你的机会。”我摇摇头，握住她的手：“不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我爸说过，二月二出生的人要造福一方，我就要留在这里，和你一起照顾乡亲们。”
听到我这么说，陈雪梅扑进我的怀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她说，这些年，她一个人在东山村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有时候半夜三更要去出诊，路上漆黑一片，她就哼着歌给自己壮胆；有时候看到贫困的乡亲们付不起医药费，她就默默地从自己的工资里贴补；有时候累得实在走不动了，她就躲在卫生所的角落里偷偷掉眼泪。现在好了，她终于不用一个人扛了。我紧紧地抱着她，轻声说：“以后我们一起，我骑车，你在后座上看风景。”
第二天，老韩知道我拒绝了县医院的工作，却没有批评我。他笑呵呵地说：“德明啊，你做得对。这年头，谁都往大城市跑，可咱们山里的乡亲们，也需要好医生啊！”就这样，我和陈雪梅的故事在清水乡传开了。乡亲们说，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都夸我们是“医界鸳鸯”。每天早上，我们一起骑车去各自的诊所，路过的村民们都笑着跟我们打招呼。
日子平淡却幸福。春天，我们一起给卫生所的小园子种上蔬菜；夏天，我们轮流去各个村里为老人们体检；秋天，我们一起去山上采药；冬天，我们踏着雪给偏远山区的孩子们送药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去最偏远的山村出诊，天黑得早，山路难走。陈雪梅挽着我的胳膊，轻声说：“德明，你说我们这辈子就这样在山里给人看病，值得吗？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值得啊！你看那些得了病的乡亲，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。我们虽然赚不了多少钱，可是我们赚到了他们的信任和感激，这比什么都值得。”她点点头，依偎在我肩上：“是啊，我爸妈生前也常说，当医生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救人。”
日子就这样过着，我和陈雪梅的感情越来越深。我们商量着要把两个村的卫生所联合起来，打造一个更好的医疗站，让山里的乡亲们看病更方便。可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就在我们准备结婚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平静。原来，陈雪梅的远房亲戚从上海来了，说要接她去大城市工作，还说已经给她在上海的一家大医院安排好了工作。这一次，轮到我患得患失了。我知道，这对陈雪梅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。上海的医院条件好，工资高，而且她可以接触到最先进的医疗技术。可是我又舍不得她走，舍不得这些年来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坐在医院的屋顶上看星星。陈雪梅突然说：“德明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？”我点点头：“记得，那天下着雨，你骑着凤凰牌自行车出现在山路上，就像从天而降的仙女。”她笑了：“傻瓜，我那时候就觉得你不一样。别的年轻医生都往外跑，你却愿意回来，这份情怀，打动了我的心。”说着，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，打开一看，是她爸爸留给她的那个“上海”挎包。
